1960年11月28日那天，曾经在军统系统里令人闻风丧胆的少将处长，这个二十八岁就身居高位、被称为戴笠左膀右臂的特务头子，在经历了整整十年的战犯改造之后，终于等来了特赦令。
沈醉迈步走出监狱的时候，身上穿的是政府发给的新棉衣，手里攥着一笔不算多但足够安身立命的路费。
他回头看了一眼那堵高墙，心里想的不是这十年里受了多少苦，而是终于可以去找自己的妻子了。
他的妻子叫栗燕萍，小名雪雪，比他小很多岁，当年嫁给他的时候还是个十八岁的少女。他们在一起生活了十几年，生了六个孩子，感情一直很深。
在被关押的日子里，雪雪就是他撑下去的精神支柱。他总想着，只要自己好好改造，早晚有一天能出去，到时候就能见到妻子儿女，一家人又能团聚。
展开剩余90%这个念头支撑着他度过了无数个难眠的夜晚，也让他在改造期间表现得格外积极。
他认真参加学习，主动交代问题，写材料揭发军统内幕，就是希望能早点获得自由。
石沉大海的信件
出狱后的沈醉被安排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工作，当了一名文史专员。周总理亲自叮嘱他，要把军统的那些内幕写出来，让后人知道那段黑暗的历史。
沈醉记在心里，但他最先做的不是写回忆录，而是到处打听妻子的下落。
那时候两岸之间音信不通，香港和内地也隔着一道关卡。沈醉托了很多关系，找了不少在香港的朋友帮忙，费了好大劲才打听到雪雪的消息。
他立刻提笔写信，一封接一封地写，信里写满了对妻子的思念，问她这些年过得怎么样，孩子们都长多高了，什么时候能回大陆团聚。
可是这些信寄出去之后，就像石沉大海一样，一点回音都没有。沈醉等得心急如焚，又开始写第二封、第三封，一连写了十几封信，每一封都写得情真意切。
他想着，也许是信件在途中耽搁了，也许是雪雪搬家了没收到，也许是她有什么难处不方便回信。
但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，沈醉心里渐渐升起了一种不祥的预感。他太了解雪雪了，她是个温柔体贴的女人，如果收到了信，哪怕再困难也会想办法回个话的。
现在这么长时间没有音讯，只能说明一件事：她可能已经不是自由身了。
残酷真相
沈醉的猜测很快得到了证实。通过在香港的朋友辗转打听，他终于知道了实情：雪雪在他被关押期间，已经改嫁他人了。这个消息像一盆冷水，浇得沈醉从头凉到脚。
他坐在宿舍里，手里捏着朋友传来的口信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
要说心里不难受，那是假的。沈醉和雪雪的感情是实打实的，当年他在军统特务训练班当教官的时候认识的雪雪，那时候她才十八岁，是个单纯的女学生。
沈醉对她一见钟情，展开了热烈的追求，后来两人结为夫妻，一起走过了十几年。即便在他被捕前最混乱的时刻，他心里惦记的还是如何安顿好妻儿。
可现在，十年的光阴改变了一切。沈醉在回忆录里写过这段心情，他说自己当时确实痛苦万分，但静下心来想一想，又觉得这事儿不能怪雪雪。
那时候兵荒马乱，雪雪一个弱女子，带着六个孩子逃到香港，人生地不熟，又听说他被共产党枪决了，天都塌了半边。她为了养活孩子，为了在这个世上活下去，选择再嫁也是无奈之举。
沈醉想得通透，他知道自己对妻儿亏欠太多。作为一个丈夫，他没能在最困难的时候守护在家人身边；作为一个父亲，他缺席了孩子们十年的成长。雪雪改嫁，说到底是被这个时代逼的，是被他沈醉连累的。
迟来的相见
得知妻子改嫁的消息后，沈醉没有怨恨，也没有放弃联系。他继续给雪雪写信，在信里说：“我不怪你，我知道你是为了生活所迫。我只想知道你和孩子们过得好不好，能不能让我见你们一面？”
这些信雪雪其实都收到了，她每一封都看了，有的甚至给现任丈夫唐如山看过。但她不敢回信，因为她太了解沈醉过去的脾气了。在军统的时候，沈醉是个说一不二的人物，手段凌厉，心狠手辣。
雪雪害怕，怕沈醉知道真相后会做出什么极端的事情，怕这场会面会打破她现在勉强维持的平静生活。
可躲是躲不过去的，沈醉的信一封接一封，态度诚恳又执着。雪雪思前想后，终于下定决心，决定亲自去大陆见沈醉一面。她托人给沈醉带了个口信，说自己要去广州看他。
沈醉接到这个消息，高兴得像个孩子。他逢人就说：“我太太要回来了，雪雪要来看我了。”那种兴奋劲儿，和他半年前得知改嫁消息时的黯然神伤形成了鲜明对比。他立刻收拾行李，南下广州，跑到火车站去等雪雪。
他一连三天都早起去车站，从早等到晚，就盼着能在出站的人群里看到那个熟悉的身影。
可雪雪最终没有来。她在出发前临时改变了主意，或者说，她没有勇气面对这场跨越十年的重逢。十天后，沈醉收到了雪雪的信，信里说她不来了。
沈醉捧着那封信，在回北京的火车上再也支撑不住，当场昏了过去。
三十年的跨度
从那以后，沈醉和雪雪的联系就断了。他后来通过组织安排，把留在大陆的小女儿沈美娟接到了北京。这个女儿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能去香港，一直寄养在长沙的亲戚家，受了不少苦。
沈醉把对妻儿的愧疚都补偿在了这个小女儿身上，对她疼爱有加，既当爹又当妈，照顾她的生活起居。
1965年，在组织的关心下，沈醉和一位叫杜雪洁的护士结了婚。杜雪洁比他小十岁，为人贤惠，对他照顾得很周到。这段婚姻填补了沈醉内心的许多空白，让他重新有了一个家。
但他心里始终有个结，那就是和雪雪以及另外五个孩子的分离。
时间一晃到了1980年，沈醉的身份得到了重新认定。政府经过调查，确认他在1949年云南起义时确实在起义通电上签过字，还下令让下属特务组织上缴器材、到指定地点报到，确有起义表现。
于是他的身份从战犯改为起义将领，享受副部级待遇，还连续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。
身份的改变让沈醉和香港的家人重新建立了联系。
1980年底，沈醉带着女儿沈美娟南下香港，和阔别三十年的雪雪见面了。那一年，沈醉已经六十六岁，雪雪也早不是当年那个年轻少妇，两人的鬓角都染上了霜白。
一句道歉
这次见面，雪雪心里七上八下，她不知道沈醉会是什么态度，会不会翻旧账，会不会责怪她改嫁。可沈醉见到她的第一句话，就让雪雪泪流满面。他说：“燕萍，我很抱歉，没有尽到一个丈夫的责任。”
这句话里没有怨恨，没有指责，只有深深的愧疚。沈醉知道，在那个动荡的年代，雪雪一个人带着六个孩子漂泊异乡，吃了多少苦，受了多少委屈。她改嫁不是为了背叛，而是为了生存。
而他沈醉，作为丈夫，没能保护好自己的妻儿，反而让他们担惊受怕、流离失所，这是他欠下的债。
雪雪听着这句话，多年的心结终于解开了。她没想到，当年那个在军统里威风凛凛的沈醉，经过这几十年的改造和沉淀，竟然变得如此通情达理。她也向沈醉诉说了这些年的艰辛，说了孩子们的情况，说了当年是如何在绝望中做出的选择。
两人像老朋友一样聊了很久，把三十年的隔阂和误解都化解在了这次谈话中。
各自安好
这次见面之后，沈醉和雪雪正式办理了离婚手续，从此各自安好。雪雪继续在香港生活，和她的现任丈夫唐如山在一起，子女们也都长大成人。
沈醉则回到了北京，和杜雪洁继续过着平静的日子。
晚年的沈醉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撰写回忆录上。他先后出版了《我所知道的戴笠》《中美合作所内幕》《我这三十年》等著作，用亲身经历揭露军统的黑暗内幕，为那段历史留下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。
周总理曾经评价说，读他的书，一夜无眠，因为他写得太真实了。
沈醉晚年生活安定，有女儿沈美娟陪伴在身边，享受着天伦之乐。
1996年3月18日，他在北京病逝，享年八十二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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